师徒三人相交数十年,感情甚笃。1956年,首都文艺界为齐白石祝寿,现场留下一幅颇为轻松的合影。盘坐在白石老人前面的正是他的得意门生王雪涛。1957年,于非闇绘制《四喜图》,专门回忆当年向齐白石求教的场景“二十六年前,向白石老人学画雪景染法。彼时我还不会花鸟写生,今取荣宝斋监制罗纹纸按老人传授之法试作,而老人已于数月逝世矣。”
紫藤图 齐白石 106cm×34cm 纸本设色 1919年 北京画院藏
法古人·师造化
精研古法、广博涵养是传统中国画家的必经之路,对于花鸟画科来讲尤为强调临古。齐白石、于非闇、王雪涛师徒三人皆强调对古人的临习。齐白石愿为“青藤、雪个”门下之“走狗”;于非闇早年常钤“与古为徒”印章,并一生服膺宋徽宗赵佶;王雪涛背拟八大山人,“近似青藤”笔意。然而法古人并不意味着要做古人的影子,应重在“得神”而非得貌似。这正如齐白石所说“画中要常有古人之微妙在胸中,不要古人之皮毛在笔端。”展览中的齐白石《追摹八大山人鸭图》是其75岁时所作。原因是他41岁时所勾摹的《朱雪个小鸭子》忽然丢失,齐白石颇为惆怅,于是便取纸用心追摹。而于非闇也在晚年重新临摹宋徽宗的《御鹰图》,这件作品于非闇早在1924年便勾得粉本,1954年时重新临摹,颇得宋徽宗的神韵。正是对古人佳作的不断临习与汲取,成为齐、于、王三人花鸟画自创一格的根基。
园蔬图 于非闇 112cm×46.5cm 纸本设色 1938年 北京画院藏
师造化是指传统中国画家对大自然的学习和感悟。于花鸟画家而言,对自然万物的仔细观察、深刻体悟,笔下花鸟才能自然传神。写生是师造化的重要手段之一,齐白石、于非闇、王雪涛三位花鸟画家均提倡“写生”,但他们的写生主张和方式也有所不同:齐白石曾言“善写意者专言其神,工写生者只重其形。要写生而后写意,写意而后复写生,自能神形俱见,非偶然可得也。”此次展览中,精心设置了几组齐白石笔下写生画稿与作品的对比展示,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画家从写生到创作的艺术转换。
猫石图 王雪涛 100.5cm×42cm 纸本水墨 1930年 北京画院藏
于非闇主张恢复宋元花鸟的写生传统,同时在生活中他养花豢鸽,游园观展,在写生过程中融入了对身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。受过西画造型训练的王雪涛在写生时则更加严谨、科学,笔下禽鸟草虫的种类也极大的增加。“师造化”的理念与写生的坚持,使得三位花鸟画家的作品充满了鲜活的自然气息与勃勃生机。
拟八大鸭图 齐白石 134cm×33cm 纸本设色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
言心迹·拓新境
花鸟画不仅仅是自然景物的艺术再现,更是艺术家托物言志,表达个人情感与心迹的重要方式。齐白石晚年客居北京,时常怀念家乡风物,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。如展览中的作品《柚》,齐白石便在画中题诗“家园未剩闲花地,橘柚葡萄四角多。安得赶山鞭在手,一家草木过黄河。”
临赵佶白山茶 于非闇 59cm×32cm 纸本设色 1953年 北京画院藏
于非闇亲身感受着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,将自己激昂的精神注入笔端,笔下的花鸟更加趋于清新欢快、明亮雅健。如其作于1959年的作品《牡丹双鸽图》,他取“春天之花”、“伏天之叶”、“秋后之老干”,整幅画面展现出一种欣欣向荣、祥和瑞丽的活力。王雪涛的花鸟体现着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,追求生趣盎然的自然天真,更在晚年迎来了“百花齐放”的创作状态与情感表达。
百花齐放 王雪涛 122.5cm×191.5cm 纸本设色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
于非闇、王雪涛不仅是齐白石艺术上的知己,更继承了他艺术革新的理念和胆敢独造的气魄。虽然师徒三人分别选择大写意、工笔、小写意三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,却均在各自的时代开拓出花鸟画的“新境”,也使得二十世纪花鸟画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。
展览将持续至9月18日。(文/薛良 )
草间偷活 齐白石 137.5cm×34cm 纸本水墨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
泛舟太液池 于非闇 125.5cm×62cm 纸本设色 北京画院藏
荷塘图 王雪涛 129cm×66cm 纸本设色 1975年 北京画院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