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人艺：为人民讲故事 讲人民的故事
将北京人艺放置于时空坐标中，以历史、当下与未来的维度考量，梳理北京人艺70年“好戏连台、人才辈出”的历史脉络，探讨话剧艺术如何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，中国文艺怎样与时代同步伐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铸就新的艺术高峰。
在北京人艺的剧目长廊里，一条鲜亮夺目的贯穿线，就是在现实主义丰沃土壤里追求诗的绽放。
持续9个小时的特别直播，线上线下重温70年经典瞬间；《雷雨》《蔡文姬》《白鹿原》《窝头会馆》等5部经典剧目和导赏线上放送，6500余万人次观众“云端”观剧；《茶馆》一经开票，两分钟内5场演出票全部售罄……2022年6月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(以下简称“北京人艺”)迎来建院70周年，一系列纪念活动唤起人们心中的“人艺情结”，作家、导演、演员、剧院管理者、戏剧研究者与一代代观众共话北京人艺70年的经验和启示。
今年，中国话剧迎来115岁生日。我们将北京人艺放置于时空坐标中，以历史、当下与未来的维度考量，梳理北京人艺70年“好戏连台、人才辈出”的历史脉络，探讨话剧艺术如何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，中国文艺怎样与时代同步伐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铸就新的艺术高峰。
以人民为中心，在现实主义的沃土上追求诗的绽放
北京人艺有着光荣的红色传统。朱琳、刁光覃、田冲、郑榕、叶子、于是之等一批老艺术家都来自与延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话剧院团。作为以“人民”命名的剧院，北京人艺自建院起便确立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理念。70年来，他们坚持为人民讲故事、讲人民的故事。
1951年，北京人艺的奠基之作《龙须沟》与观众见面，连演55场，轰动京城。这部新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，讲的就是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故事。排演前，导演焦菊隐让每位演员每天去龙须沟体验生活、写日记，整整坚持两个月。扮演丁四嫂的演员叶子写下十几万字的笔记，扮演程疯子的演员于是之仅为补充角色设定而写的《程疯子传》就有6000多字。戏剧评论家廖奔认为，《龙须沟》的成功与经久不衰，证明了观众们对真正贴近生活、真实反映生活的文艺作品的喜爱。新世纪初，北京人艺又将目光聚焦在曾经的龙须沟——金鱼池社区，以当时正在开展的改建工程为故事背景，推出话剧《金鱼池》和《万家灯火》，聚焦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危房改造这一关乎民生、人民牵挂的工程，讴歌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。从《龙须沟》到《金鱼池》，再到《万家灯火》，跨越大半个世纪的3部话剧，艺术化展现“昔日龙须沟、今朝金鱼池”的巨变。
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徐晓钟认为，现实主义是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基石，“在现实主义大旗下开展多元化探索，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等是富有乡土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，《雷雨》《日出》等是蕴含诗情诗性的现实主义，《虎符》《蔡文姬》等则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融合中国文学和戏曲传统美学”。导演王晓鹰则认为，一个剧院有延续性的艺术品格，有赖于导演美学理念的接续传承。在北京人艺的剧目长廊里，一条鲜亮夺目的贯穿线，就是在现实主义丰沃土壤里追求诗的绽放。
建院仅一个月，北京人艺就组织下厂下乡：全院100余人分为4组，前往4个生活点，与当地工人和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3个多月后，4个小组交出了《喜事》《麦收之前》《夫妻之间》《赵小兰》4部独幕剧，“四小戏”轰动一时。“生活，生活，再生活”，是焦菊隐对演员的要求，也成为北京人艺的创作传统。见证云集八方食客的老字号兴衰史的话剧《天下第一楼》、展现不同历史时期京城百姓生存状态的话剧《玩家》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话剧《社区居委会》……从下厂下乡到体验生活、深入社区，北京人艺最鲜活的创作、最生动的表演，都是艺术家向人民学习的成果。正如作家陈彦所言：“戏剧艺术有很强的概括力、隐喻力与纵深性，可以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、思想共鸣。关注人民、关注现实是剧院的生命线。”
从台上到台下，从在场到在线，北京人艺的70年凝结着欣赏者与创作者的共同创造。演员何冰打了一个比方：“一个戏的节奏是观众排出来的，就像一首歌在录音棚录和在现场唱绝不是一回事。观众一互动，唱法就变了。剧场最有魅力的，便是这思想碰撞出的火花。”
也正因此，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持之以恒地热爱观众、尊重观众。演员林连昆曾亲手给观众写了一封信：“你在台下却与台上一起进行创造/我要老老实实地说/是你，是你培育了我/敬爱的观众啊，我爱你。”2021年荣获“七一勋章”前，蓝天野还导演复排了话剧《吴王金戈越王剑》，“只要党需要我、观众需要我，我就要发好光和热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在今年举办的“我与北京人艺”观众征文中，一封封来信是真情表达：“我画了话剧《日出》角色的卡通群像送给剧组，演员们很喜欢，付出的真心被回应，很幸福。”“尤其感动北京人艺的谢幕，近乎90度向观众深深鞠躬，把这份感激之情传达给我们这些艺术的知己。”“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带大学室友逛北京，第一件事便是带他们去看场北京人艺的话剧。”
以经典为目标，在敬畏舞台的共识中实现接续创造
出好戏、出经典，是衡量一个剧院艺术追求的重要标准，更是吸引并留住观众的关键。70年来，北京人艺先后上演300多部话剧，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《雷雨》《蔡文姬》《天下第一楼》《李白》《窝头会馆》等一部部经典，如一座“话剧博物馆”，包罗万象。
戏剧评论家傅谨认为：“北京人艺的艺术标高，正是来源于持续为大众奉献与其文化地位和艺术地位相匹配的演出。”
好作品是怎样炼成的？文艺评论家毛时安从话剧作为“话”的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，“北京人艺有一批为了‘说什么’而呕心沥血的优秀编剧，他们坚持对世道人心变迁的历史记录，秉持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，把那些充满着创造才华和智慧的‘话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舞台”。郭沫若、老舍、曹禺、田汉、夏衍等文化大家的剧作，确保了剧院的艺术品格，莫言、刘恒、邹静之、何冀平等知名作家又成为当今北京人艺的创作外援。导演与演员则共同承担起“如何说话”的重任。“他们‘说’的是扎根在厚重历史和现实土壤里的话，是沉浸在角色情绪和戏剧情境中的话，是台上角色和台下观众交流沟通着的话，是清清楚楚把每一个字儿送到观众席每一个角落的话。”
经典的创造，更得益于创作者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、锲而不舍、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。6月12日，建院70年的纪念演出《茶馆》的后台化妆间，濮存昕坐在当年于是之的位置上，杨立新坐在当年蓝天野的位置上。演员濮存昕回忆，“1992年老一辈艺术家《茶馆》告别演出时，我是演茶客的群演”。在他眼中，有些东西没变，“舞台演出是要和观众见面的，不是拷贝、不是屏幕、不是网络。观众能感受演员的专注、气息、言外之意，这种东西骗不了人，精气神儿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”。
走进北京人艺排练厅，导演铃一响，场地鸦雀无声，演职人员各司其职，墙上“戏比天大”4个大字醒目耀眼。这里没有“腕儿”，只有演员。舒绣文演过没有一句台词的打字员；于是之演《茶馆》的王利发最有名，但他认为自己演得最好的角色是《骆驼祥子》里出场只有两次的老马；杨立新和何冰都曾在《蔡文姬》中举大杆儿跑龙套……1973年加入北京人艺的演员吕中回忆，自己当年住在首都剧场4楼，和老艺术家们像家人般相处，老艺术家言传身教，一部《雷雨》就排了近8个月。
台前幕后凝聚起来，成就“一棵菜”。黄宗洛为演好《龙须沟》里一个卖酸梨的角色，寒冬腊月跟着卖梨的老人做了半个月买卖，而演出时，这个角色背对台口，连灯光都打不到。拉了一辈子大幕的杜广沛曾被焦菊隐评价为“一个拉大幕拉出感情的人”。一位在人艺干了一辈子的老音响师总对晚辈说：“观众看演出时，感受不到我们的存在，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赞扬。”
一代代人在传承经典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新的创造。82岁的顾威饰演过周朴园，也是2004年版《雷雨》的导演。在他看来，“同一个角色，同一场戏，观众看的是角色的魅力，他们可能看过不同时期演员的演绎，甚至就是来听某句台词的腔儿和韵味的”。青年演员王雷接棒谭宗尧和杨立新等前辈，饰演新版《天下第一楼》中的卢孟实。他认为：“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应该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，这是经典传承的意义所在。”不少专家建议，复排经典剧目需要“老带新”的渐进，而非演出班底的“整体迭代”，要给观众提供一个审美接纳的过程。
以创新为途径，更深刻地理解和推动话剧民族化
70年来，北京人艺不仅为中国话剧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库存，也以自身的艺术探索构建着中国话剧美学体系。凝练生动的戏剧语言，重情致、重含蓄、重意境的特征，整体意韵中呈现的民族风格，是北京人艺剧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建院之初，北京人艺没有完全照搬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”，在《虎符》《蔡文姬》等剧目中借鉴并运用大量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。京剧大师梅兰芳看完话剧《蔡文姬》后，曾邀请焦菊隐为自己排一出京剧。戏曲理论家龚和德认为，将戏剧艺术的普遍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，是北京人艺的优良“家风”，二者缺一不可。作为话剧民族化的标杆《茶馆》，没有锣鼓点，也没有运用戏曲的假定性手段，但作品中人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模式、人际关系，这些内核是民族的。
话剧民族化，并不仅指舞台手段，而是源于文化、来自生活，是更为深刻内在的民族化。即便是搬演外国戏，北京人艺也追求民族韵味，贴近大众生活。演员们不刻意扮演外国人，不戴假头套、不粘假鼻子，在语言上不使用“洋腔”，而是使用更加本土化的口语表达。2012年，陈道明、何冰主演的话剧《喜剧的忧伤》将背景移植到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，人物角色设定、情节、背景都进行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改编。
近10年来，北京人艺累计创排大小剧目87部，演出3649场，接待观众40余万人次，先后赴9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共15次，越来越多精品剧目推动中国话剧的国际传播。